翻译拉美，是为了争取“南方”的叙事权

作为研究西（班牙）语文化的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一点儿不掩饰她不喜欢奈飞制作的电视剧《百年孤独》，尤其当许多既没有读过小说原作又对南美抱有异国想象的人们请她“点评电视剧《百年孤独》”，她的无奈变成愤怒：“美国娱乐资本看似增加了拉美文学经典的曝光度，真相是文学和现实双双被遮蔽得更严重了。”

这使得滕威确信，她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然共同主编的“拉美思想译丛”不应是限于西语文化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工具书”，对拉美当代哲学和思想的译介，有必要走向更普遍的读者群，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新的对话和新的话语体系。

继《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爱丽儿》和《寻找我们的表达》，这套译丛最新出版《拉丁美洲社会思想手册》精选12位拉美学者的代表作，讨论议题涵盖解放哲学、种族主义的历史、去殖民化研究和拉美大众艺术等，这些学者打破欧美当代学院派写作的范式，以论文、杂文、政论等多种文体杂交的“非典型散文”，穿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想象，直面那个混杂社会遍布裂痕和冲突的思想现场。

奈飞版《百年孤独》意味着拉美的叙事权交还给西方

滕威的专业研究领域是西语文学，但是她发现，深入了解拉美文学作品的人们不可能回避20世纪拉美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辩论场。马尔克斯写过大量调查报道、非虚构作品和时评，略萨是高产的政论作家，科塔萨尔和博尔赫斯这些公众熟知的作家都曾积极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作家们参与公共讨论，他们的声音汇入众声喧哗的多声部交响。可是，后者被忽略了。

她形容这是欧美中心立场造成的“西方凝视”：“拉美被当作观看的客体，但凡欧美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就没有存在感。”奈飞剧集《百年孤独》的“爆火出圈”同样是拉美被客体化、成为凝视对象的后果。

魏然注意到，随着奈飞展开“全球布局”，英语文化资本看似有意识地挑选不同地区最具“在地感”的题材，但仅以拉美地区为例，奈飞的剧集非但没有打破、反而强化着全世界观众的刻板印象，比如：墨西哥=毒枭，哥伦比亚=马孔多。

马尔克斯了不起的文学创造力在于他用文字制造出独一无二的循环时间，他写下的每个句子不仅在描述此时此刻，也对百年历史的很多个时刻有效。但是在奈飞的电视剧里，文学穿梭于时间的自由感消失了，文字被固定为景观。剧组越是以工匠精神复制“马孔多小镇”，那就越是一个被抽离真实的主题乐园。滕威激烈地抨击这部电视剧是“奈飞花钱给哥伦比亚旅游局拍了一部宣传打卡的长视频”，她感到痛心，因为“马尔克斯一辈子要把拉美人认知历史和身份的叙事权掌握在自己的笔下，现在，奈飞掌握了对马尔克斯的阐释权，意味着至关重要的叙事权又被交还给西方了。”

何为魔幻，何为常识

滕威和魏然有一个共识：经常用来形容拉美的“魔幻”一词，本身是个可疑的定语。界定“魔幻”和“寻常”的标准，是基于欧美主导的理性标准。马尔克斯写巨大丰饶的水果、飞到天上的姑娘和不断繁殖的牲口，西方定义这是“反常”“魔幻”。但拉美原住民觉得欧美科技神话“很魔幻”时，这却无人在意，这种观点也不被允许进入全球流通的“通识”系统。所以，主编“拉美思想译丛”，意味着重新争取“南方”的叙事权——对“文明”和“现代”的理解，不是只有基于欧美立场的叙事。

魏然回忆他在安第斯山区看到自尊自信的底层原住民，他们对民族文化拥有强烈的信念感；他曾听智利电影的一代宗师古斯曼导演讲述在皮诺切特时代死里逃生；格瓦拉的女儿当面给他唱古巴游击队之歌……这些时刻触动了他，让他意识到“拉美”不是哈佛课堂上被论述的“对象”，拉美是存续的历史和活的现实，它在20世纪的思想交锋和社会经验值得被中国读者所了解，那里不是只有足球、美女、雷鬼音乐和贫民窟。

墨西哥籍的阿根廷历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的代表作是《对“他人”的遮盖——寻找现代性神话的源头》。在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那里有独立生成的多样文化，在中南部的主要文明区，各种自然发展的可能性处在蓄势待发的前夜。殖民者的登陆在这块大陆的各个角落制造“现代”的伤痕，杜塞尔在控诉中辨析，欧洲的“现代神话”怎样构建和定义“文明”与“野蛮人”，而后者又如何进一步被遮盖、被扼制发声。

乌拉圭思想家何塞·恩里克·罗多以《爱丽儿》命名他的政治哲学论著，讨论拉美的文明选择时，他借用莎剧《暴风雨》的角色隐喻：拉美被当成丑陋的“卡列班”，这个形象是被欧洲的“普洛斯派罗”塑造的，被剥削、被奴役的“卡列班”的出路不是变成另一个压迫者“普洛斯派罗”，它可以选择成为自由的精灵“爱丽儿”。这个观点和拉美原住民古典文化是相通的，魏然提到，玛雅文化很重要的认知是相信世界有不止一种发展方向，整个社会的发展逻辑应该也必然需要转变，所有人追求唯一价值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阅读和理解拉美，并不意味着和“西方”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当20世纪欧洲哲学家的表述已经越来越被证明对今天的世界失效以后，拉美和亚洲更有可能给世界带来“不止一种”的方向。